1996年12月,43岁的广州钢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广宁被任命为广州市副市长,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专门抓汽车”。

尽管广标已经退出,但广州标致给不少人心里蒙下了一层阴影,一些人打着问号:广州未来的新伙伴怎么选,会不会搞成第二个广州标致?⊙
“货比三家”

从广州确定更换合作伙伴到国家计委正式批复,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两年时间。其间,除了争取中央部门的支持外,如何让法国标志退出也让广州伤透了脑筋。法标怎样才能退出,广州需要花多大的代价?万一法标不愿退出,广州最坏的打算是什么?⊙破产还是股权转让?让我们回到两年前的1996年4月27日,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广州市委常委会决定:更换广标的合作伙伴!同时,广州市成立了以广州委书记为组长、市长和专管汽车的副市长为副组长的轿车工业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了这一战略性调整工作。这次会议作出了调整广州轿车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决策,具有深远的转折意义,可以说是广州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

这是一个艰难的使命,广州标致留下近30亿的巨额债务和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化解;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决战,历经半个世纪的广州汽车梦折戟沉沙还是扬帆起航全部系此一战;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使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广州汽车到了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

广州准备更换伙伴的消息传出,引起全球汽车巨头的广泛关注。

壮士断腕,多少有些让人无奈。因为辉煌过,所以很多广州汽车人对广州标致有着很深的感情。“1996年6月,广州标致公司组织部长以上骨干到鹤山的叠翠山庄开会,会上谈了让标致退出的想法,不少老员工都哭了。”原广州标致的董事长秘书刘辉联回忆说。可是大家也明白,标致汽车的声誉已经很差,企业的财务状况十分困难,已经资不抵债,要翻身很难了。

上任没多久,张广宁发现接手的这个烂摊子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差:作为广州汽车昔日主要依托的广州标致,如今满目疮痍,工厂车间破败不堪、员工士气低落,8000辆积压的广州标致车沿黄村机场灰蒙蒙地堆了一大片,大量进口的散件在港口码头堆积如山;投资18亿元为广标配套的25个配套厂刚刚建好即面临停产;尤为紧迫的是,广州标致每天120万的银行利息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收购还是破产,太多的未知数使广州汽车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此时全球汽车产业竞争空前激烈,由于二战以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兴起,欧美大陆竞争趋于白热化。跨国并购重组浪潮兴起,全球汽车“6+3”
(世界汽车业排名靠前的“6大”即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众、丰田、雷诺-日产,“3小”即PSA、本田、宝马)

而当时的广州汽车,输得只剩下全国轿车生产定点的“三大三小”之一了。这个定点地位是一笔无形资产,所以在考虑重组问题时,要十分慎重,不宜感情用事。

“广州人搞不了汽车,做点买卖可以”,全国上下对广州汽车普遍不看好。基础的薄弱,加上广州标致的失败让广州无言以对。

巨头格局基本形成,都在极力扩大自己的版图。欧美、日本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汽车市场已开始饱和,新的“奶酪”何在?

为了更换合作伙伴,劝说法标退出,广州请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北京思科律师事务所和香港百富勤公司做过专门研究,希望在广标重组的方法上找到一个最快捷、最稳妥的途径。

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广州汽车如何杀出一条血路来;“货比三家”,更换伙伴,广州如何创出一条新路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世界为之侧目,禁锢了几十年的古老东方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活力,更何况中国十几亿的人口总量,潜能不可限量,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认为广标的重组可采取三种方式:

这是一场意志的考验,这是一场智慧的比拼。

精明的跨国巨头嗅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正如阿里巴巴的神奇山洞,里面有滚滚的金银财宝,里面有着致命的诱惑。但没有“芝麻开门”,这个门却是进不去的。

第一种是解散。根据中外合资法和广标公司的章程,董事会一致同意并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公司可以自行清算和解散,按有限责任的原则,处理资产和债务。

这是“本世纪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次汽车重组”,一个钢铁企业的老总,从未搞过汽车,典型的“门外汉”,叫他来抓汽车,行吗?

这个门基本上关着。按照当时国家政策,除了已有的“三大三小”外,汽车项目不再增加一个点,怎么办?

第二种是股权收购。先由广州方将法标、中信、IFC和BNP的54%的股权全部收购,一段时间内由广州掌握广标100%的股权。待新的合作伙伴选定后,再将50%的股权转让给外方,使广标成为新的中外合资企业。

也许无心插柳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在观望、更在期望着奇迹的发生!一、
“户口”保卫战“你们广州会搞汽车吗?”

广州更换伙伴的消息传出,他们看到了希望和机遇,似乎中国汽车市场的大门在向他们招手。广州,这是他们本世纪最后的机遇!

第三种方式是破产。由于广标已资不抵债,可以采取主动申请破产或由债权人提出的被动破产,按法律程序处理。破产后,由广州方与新的合作伙伴向清算委员会收购原广标的资产,组建合资公司,最终实现广标的股权和债务重组。

“给你们一个广州标致,搞成这样?”

其实,当广州标致陷入困境,而法标方面却表现得不积极之时,广州市就已萌生了选择新伙伴的念头。

原汽车办副主任胡象生回忆说,当时法标的态度,既不想增资来挽救广标,又不想解散企业,更害怕破产。因为广标的债务很重,现有资产的变现率不会很高,一旦解散或破产,不仅原来的出资额一点也收不回,广标欠法标的5亿多元债务大部分也收不回去,他的损失加大。同时广标所欠的18亿元贷款中,有16亿元是由中方担保的,法标不会自愿来为中方承担还贷责任。所以第一种方式不可能出现。

“广州人只会做生意,不会搞工业,更不会做汽车!”⊙“汽车市长”

1994年5月,广东省、广州市领导访问德国时,曾考察宝马汽车公司,与宝马公司探讨过合作问题。宝马公司高层明确表示:“有意到广州来发展。”

由广州收购股权,当然最好,各方股东的损失最小,对各方面的影响也不大。但由于法标的原因,不容易实现。打探其它三家股东,结果还是比较乐观。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广州的想法是,用宝马代替标致,通过与宝马合作,使广标上水平。更明确的目标是,利用三期工程,换合作伙伴。也有领导建议,可考虑借用广标的合法地位先小批量生产宝马,地点另定。同年6月,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期间,双方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谈。

至于破产那是不得已的办法。从1996年4月广州市委决定更换合作伙伴后,对破产问题也作过充分研究,提出过破产方案,作了思想准备,一旦法标不肯转让股份,不肯体面地退出广标,最后也不得不走破产的道路。经研究分析,如果进入破产程序,取得广标的股权所付出的资金可能比正常收购要少,但是其它负面影响却远远比正常收购要大得多。

张广宁临危受命,说起来有点戏曲性。广标后期出现问题,引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高度关注,谢非同志专门去广标视察,最后做了两点指示:一是广东“发展汽车工业要以广州为中心,以广州标致为龙头”;二是“找一名副市长,吃饱饭专门抓汽车”。

此举可以看作广州汽车合资“变奏曲”的前奏。这一次,距离与法标合作整整9年。

首先,从经济损失来看,如果破产法标的损失只有2亿元左右,而广州的损失达11亿元多。

1996年广州市委换届,有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光环的张广宁进入组织部门的考察视野,前途一片光明。本来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去市委组织部,任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组织上虽然未与他谈话,张广宁心里也基本上有了数。可方案报到省里,省里主要领导一看,张广宁当过广钢的老总,有大型企业的管理运作经验,现在正在物色“汽车市长”,不是挺合适吗?不如让他来抓汽车,于是谢非的一句话就让张广宁变成了“汽车市长”。

广州标致跌入低谷,不仅仅是广州在寻找出路。尽管当时广标落后,但手中握有的生产轿车“通行证”——“三大三小”的入场券,这是广州最大的财富。此外,多年生产汽车的经验、2000多汽车员工,以及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巨大消费市场,也引起了国外不少汽车厂家的极大兴趣。

其次,从时间来看,争取时间对广州极为重要。按广标当时的财务情况,重组每推迟一天,就多造成100万元的亏损。如果广标破产,根据广东其它破产案例的情况,乐观估计,完成破产清算、清偿债务、财务处理和职工安排,最快也要一年左右。如果出现不可预计的因素,拖一两年也不奇怪。这样,既使中方债权人、债务担保人和配套企业的损失加大,也推迟了新伙伴、新车型的进入,广州轿车的定点地位也不一定保得住,破产还可能破点。

也许张广宁命中注定就是“啃骨头”的。在广钢的时候,刚刚才肯完一个“硬骨头”,几方投资几十亿的珠江钢厂搞不下去,最后交给广钢,8年没有弄上去的项目张广宁一年时间就全部搞定。本想好好歇口气,没想到一个更大的“硬骨头”在等着他。

1994年8月,韩国起亚汽车公司有关人员来到广州,想寻找与广州合作的机会。宝马公司从1994年5月第一次与广州接触以后,虽然态度谨慎,但仍然表现得很活跃,来往的频率很高。1995年4月3日,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顾问来到广州,强烈地表达了有意来广州合作的意向。1995年5月4日,德国奔驰公司中国轿车项目经理来穗访问,了解广州标致的情况及广州的想法。1995年12月13日,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政府事务主任来穗,就合作问题作了初步探讨。1995年12月,马自达公司派出了以海外营业部主任为团长的汽车项目调查团,与东棉商社的有关人员来穗,对广州汽车工业的情况进行考察。

第三,对香港骏威公司和香港越秀公司会造成不利影响。香港骏威公司间接占有广标46%的股份,并以汽车业务为主体在香港上市。骏威又为广标担保了不少境外贷款。香港越秀公司是市政府在香港的主要窗口企业,为骏威担保了更多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有不少是借给广标使用的。如果广标破产,骏威公司将失去汽车这一主体业务,不能继续上市交易。骏威借给广标的贷款和为广标担保的贷款以及骏威本身欠银行的贷款将会一揽子爆发,造成连锁追债,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会有破产的危险。对越秀公司而言,其负面影响也不亚于骏威。如果广标破产和骏威受到追债压力,越秀公司投入骏威的资金以及为骏威担保的贷款,也会引起追债风波,越秀公司本身所欠银

“当时我在保加利亚谈一条不锈钢生产线,正在关键时候,市委主要领导打电话叫我马上回来”,张广宁回忆说,“回来一听,惨了”。因为在广州工作,汽车的事了解一些,知道是个“硬骨头”很难搞,加上自己从未抓过汽车,心里沉甸甸的。一些好心的同志提醒:“这个骨头可不好啃,弄不好不成功便成仁!”

更换伙伴的消息传出后,国外公司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争相涌入。一度门可罗雀、除了债主无人上门的广州市汽车办,而今宾客盈门,前脚刚送走后脚又来人,似乎广州汽车产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行的巨额贷款也可能出现追债高峰,这样对越秀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时,使广州市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信誉和融资地位大大削弱。

但是张广宁的性格注定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这位祖籍山东,出生在南京,长在广州的钢铁汉子,除了“南人北性”的精干豪放外,25年钢铁企业的经历也锤炼着他的性格。加上组织的信任,张广宁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

但是,广州标致的境况还是让不少人望而却步,30亿的债务以及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弄不好就会陷入其中无力自拔。

根据广标公司原来的总合同,合作期限为20年,到1996年已经12年了,还有8年。现在,合同尚未满期,广州方面想结束合作,希望法标退出,他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吗?

上班的第二天,张广宁就跑到北京路的新华书店,花了600多块钱买了一大摞关于汽车的书,拿回家开始“恶补”。随后的700多个日日夜夜,张广宁开始炼狱般的日子,“那段时间,吃饭、走路、睡觉脑袋里想的全是汽车”。有时晚上十一、二点钟,他还打电话给汽车办的有关同志,询问他所关心的情况和问题。

但最后一张“门票”的吸引力更大。据原广州市汽车办副主任胡象生统计,从1994年5月第一次与宝马接触到1997年3月本田第一次来访,总共12家公司希望参与广州轿车项目,其中接触较深的有6家,即宝马、奔驰、欧宝、菲亚特、现代和本田。由于各种原因,到1997年10月,其它公司都基本淘汰、疏远了,只剩下欧宝、现代、本田三家,开始了真正的“货比三家”。

法标压根儿就不想轻易退出。标致明知已有大汽车企业介入广州轿车项目,但决不会把股权转让出来,让自己的竞争对手轻易得逞。可以说,合作双方的分道扬镳将是一场艰难的“离婚”。

张广宁调任广州市政府,当时正值广州汽车发展的关键时期,虽然市委基本思路已定,明确要法标退出,并开始了和欧宝的谈判。但如何才能让法标退出,如何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如何处理近30亿元的巨额债务,广州标致的几千名员工如何安置等,这一系列问题全都摆在张广宁的面前。千头万绪,如何尽快理出一个头绪来?

最后的角逐开始了。

分手是痛苦的,弄不好两败俱伤,如何将影响降到最低?

原广州汽车办的同志记得很清楚,1997年1月16日,在汽车办的会议室,张广宁上任后第一次与大家见面,开门见山:“今天与大家见见面,也抓紧时间研究一下,一是法标关系处理问题,二是选择新伙伴问题。”虽说是副市长,但张广宁手中既没人也没钱,张广宁后来开玩笑地说:“我当时就管三个人,司机、秘书和汽车办主任张房有”,典型的“汽车专业户”。到北京出差,每次都住在国家教委的简易招待所,一个到国家部门办事方便,还有一个就是便宜。这些都不打紧,最让张广宁觉得尴尬的就是第一次“进京”汇报。

⊙首选欧宝

当时广州方面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先不与法标摊牌,为了拯救广标,建议各方股东增加对广标的投入,即增资。如果法标不同意增资,可以请法标减少或转让在广标的股份。如果法标对这二者都不同意,那就只有走破产的道路。如果破产,广州的损失最大,法标的损失也不小。广州方面希望法标从利益原则考虑,将股份转让给广州,体面地退出,这样对各方都有好处。

尽管张广宁去前已经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但第一次经历还是让他有点意外。1997年初,张广宁带了一帮人去国家计委,想好好汇报争取国家计委的支持。由于在广钢时和国家计委有关部门的个别领导比较熟,想先去拜访下并顺便了解下中央部门对广州汽车的看法,便叫同伴先找有关部门。没想到,等他下去的时候,双方却吵了起来,于是只好赶紧调停平息此事。

“我刚到广州工作时,高祀仁书记跟有关部门的同志已做了很多比较,广州的整个思路是想与欧宝合作,而且与通用公司已经谈得很深了,基本上到了只要国家允许就能确定合作关系的程度。”林树森谈到。

尽管已经决定让法标退出,但广州仍在作最后的努力。1996年5月,时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伍亮率领广州汽车工业代表团赴法国,与法标领导层进行会谈,并提出了“大治理、大发展、大投入”的建议,加大资金投入,采取大的动作,从根本上改变广标的面貌。

当时北京对广州汽车普遍不看好,所以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

由于欧宝属于美国通用的子公司,技术、资金实力都比较雄厚,而且来广州是大手笔投资,一起步规模就是10万台,这对广州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对广州轿车项目,欧宝也是势在必得,专门在五星级的广东国际大酒店设立了办事处,拉开架势和广州谈判。通用还把原来属于通用公司、后来分离出去,但关系还相当密切的规模宏大的汽配公司——德尔福引进广州开发区办厂,以便将来为欧宝汽车配套。

但法方认为,广标的发展是应该的,但要分步进行。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广标的困境,然后才考虑发展。广标的销售情况不好转,一分钱也不投入。

“你们广州会搞汽车吗?”

正因为如此,1996年4月27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决定更换合作伙伴时,高祀仁书记曾表示:“更换合作伙伴,首选欧宝。”

其实,法标也很清楚,广标是很难挽救的。法标海外部经理杜蒙(当时任广标副董事长)曾经说过:“如果在法国,广标这样的企业,早就破产了。”但法标认为,广州市绝对不会让广标破产,市政府一定会想办法给广标解决资金困难的。

“给你们一个广州标致,搞成这样?”

欧宝公司的前身是一个家族企业,由亚当•欧宝先生于1862年创建,开始生产缝纫机、自行车和汽车配件,1919年开始生产汽车。1929年欧宝被通用收购,成为通用的全资子公司。欧宝主要生产可赛、雅特、威达和欧米加四个系列的轿车,1995年总销量209万辆,销售收入259亿马克。欧宝轿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为12.6%,连续四年排名第一。除了德国本土外,欧宝公司还在世界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工厂。

法标的想法是,增资要与清理债务联系起来,即如果增资,先要广标把欠法标的货款还掉。说到底,法方对广标的命运并不十分感兴趣,最关心的是广标欠法标的债务。加上PSA在武汉总投资130亿的神龙项目,搞了七八年当时状况也不是很好,法标无暇顾及广州标致。

“广州人只会做生意,不会搞工业,更不会做汽车!”

1995年7月初,广东省机械厅和广州开发区传给市政府一个信息:美国通用为了拓展海外市场,决定在中国或东南亚地区设立一个年产45万台的汽车发动机厂,总投资预计4亿美元,产品全部出口到欧洲和东南亚。获悉这一信息后,时任常务副市长的陈开枝亲自带领市计委、汽车办和开发区的相关人员,于7月9日抵达北京,在钓鱼台国宾馆与通用汽车海外公司总经理金博川先生和北京办事处周方裕先生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接下来的1996年6月到9月的三个多月中,伍亮先后四次在广州与法标的杜蒙见面,向法方提出股东增资和转让股份的建议,对方仍然对广州的建议不予重视。广州方面也与IFC、中信进行商讨,表明广州想收购他们在广标的股份,他们两家没有表示异议,只是价格方面要另行研究。巴黎银行尚未接触,但从侧面打听的信息,对方也表示可以谈判。

与过去广钢时去北京办事“雄赳赳气昂昂”相比,张广宁感到一种明显的失落。

这次会谈,拉开了广州与欧宝交往的序幕。可以说,在选择新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广州与欧宝的会谈次数最多,谈判的级别最高,相互考察的次数最多,讨论的内容最深入、最广泛。

尽管法标不愿意退出,想以此获得更多的“筹码”;但法标也有顾虑,如果法标不转让股权,万一广州标致走破产的路子,因为从他们了解的信息知道,广州方面准备破产清算。当时,中方尚欠法标3亿多元的货款,还有订了1500辆份CKD件尚未付款,两项欠款约计5亿元。广标已资不抵债,如果广州标致真的破产清算,法标5亿元的欠款可能就打了“水漂”,且会对法标的声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很有可能影响法标的股票价值。

尽管如此,张广宁却从来放弃过,他觉得广州汽车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支持,还是坚持做国家部门的工作,一次次地向国家部门甚至主管处长反映广州汽车的情况与想法。后来汽车办的同志回忆,1997年张广宁光北京就跑了21趟,有时一呆就两三星期,以至国家计委的同志一看到就说:“你又来了”,“你还没走”。

1996年5月10日,通用副总裁休斯先生来广州访问,高祀仁专门在从化温泉当年为毛主席建造的别墅“松园1号”接待休斯一行,双方交谈甚欢。让休斯感到鼓舞的是,来广州的前一天,他见了邹家华副总理,邹家华说:“你们可考虑购买广标的股份,但要带来最好的车型。”似乎中央暗示,欧宝可以进入广州,加上广州的热情,休斯的广州之行看来前途一片光明。

高祀仁回忆说:“劝法标退出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他们对中国市场依依不舍的,在实在无奈的情况下退出。如果他不退出的话,很可能对法国标致不利,整个法国标致在中国市场上,今后就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如果不及时退出,继续留在广州的话,我们可以另起炉灶。但是他要经过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让他和其他一些厂商合资合作的话,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就失掉了在中国市场的机会。正由于他从广州退出,才有了后来他在武汉和东风合作的机会”。

有段时间,为了尽快拿到国家计委的批文,张广宁每天带着秘书到国家计委“上班”:别人上班他也上班,对方一有空他就抓紧时间谈广州汽车项目。对方不倒水,张广宁主动给对方倒水,他根本就没把自己当作一个副市长。

为了趁热打铁,欧宝特意从巴西运来一辆最新型的“可赛”小车,赠给广州。5月25日,通用副总裁、通用巴西公司总裁马克•赫根先生访问广州,并在东方鸣泉居碧波楼举行隆重的赠车仪式,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层悉数参加。

广州已没有时间再等下去。张广宁接手汽车后,会见法标顾问孟高飞第一句话就是“go
out!”,叫法标退出,态度非常明确。“如果你们实在不愿退出,就坚决破产”,张广宁的表态让法标清楚了广州的底线,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与此同时,张广宁对法标晓以利弊,如果广州标致破产法标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如果法标退出,广州愿意偿还所欠的货款。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这种诚意与执著,让北京看到了广州搞汽车的决心,尤为重要的事,广州在“货比三家”谈判中取得一系列良好的商务条件,让北京刮目相看,转而支持广州,并为广州后来的汽车重组更换伙伴出谋划策、政策引导,最后张广宁和他们也都成了好朋友。谈及往事,张广宁真诚地说:“我不怪任何一个曾经批评过我们的人,是我们没做好”。

欧宝有情,广州有愿,你情我愿中双方开始了热恋般的接触。

张广宁希望和法标“协议离婚”,这样对双方都有利。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让法标不得不慎重考虑广州方面的意见。

原国家计委的同志事后回忆:“当时广宁带队来找,说不好听的,是没有什么好脸色,也看不起他们,基本概念是认为广州标致搞砸了,还有没有资格再搞”,懒得和广州多费口舌,“但他们做项目这种韧性、这个决心,而且又痛定思痛,改变原来面貌的这种行动也使我们感动”。

1996年7月5日,应休斯先生邀请,高祀仁率团对通用欧宝公司进行了为期16天的考察,并分成决策和技术两个小组,分头了解欧宝情况。为了进一步打动广州,欧宝方面首先让广州看看欧宝的实力。

经过一系列的会谈,法标基本上同意退出,并于1997年3月26日双方签署了“未清账款结算合同”等若干文本,草签了“出资额转让合同”。这些协议的达成,标志着法标退出广标问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新伙伴的进入扫清了障碍。为了使法标尽快退出,在股权转让中,广州同意给法标一定数额的转让费。不过,总的来讲,各项合同规定支付的款项比原来应付的数额还是少了很多,为广标的债务重整减轻了负担。

张广宁最大的感慨,“广州汽车取得阶段性的成功,没有中央省里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国家产业政策的保护,没有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就没有广州汽车的今天,光靠广州自己是远远不够的”。

在欧宝公司的安排下,广州一行先后参加了欧宝公司总部和欧宝在法国的波洪工厂(25万辆整车和70万套零部件)、吕瑟斯海姆总装厂、艾森拉赫欧宝公司、CKD总部和欧宝技术开发中心,还有欧宝在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两间工厂。看完后,广州感叹,欧宝确实实力不凡。

⊙“1法郎”转让不久,广州把与法标签署的文本上报中央,国家有关部门不同意:“广标亏损了那么多钱,贷款全是我方担保,现在他还拿那么多钱走,不行,股权转让最多只能给1法郎。”

孙子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中央省里的支持加上广州自身的努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当时从省委书记谢非、广州市委书记高祀仁、市长林树森以及前任市长黎子流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对广州搞汽车的决心都很大。为了确保重组的成功,1996年4月27日,广州专门成立了以高祀仁书记为组长的广州轿车工业领导小组。当时的省委书记谢非也明确表态,广东“发展汽车工业要以广州为中心,以广州标致为龙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广东有好几个汽车项目,惠州的熊猫和东风本田,湛江的三星,大家都想上,省里不少同志的意见也不统一,力量分散。谢非同志意见出来后,统一了大家的共识,那就是集中力量把广州汽车搞上去。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几位副总理都亲自批示,支持广州汽车更换合作伙伴,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曾培炎也大力支持,并给了不少具体的意见,还有原国家计委、机械部、外经贸部等一大批同志的配合。

热恋似乎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考察中,双方确定以98-99新款雅特T3000轿车为广州欧宝的主导产品。对建设方案欧宝提出两种意见:一是投资3.65亿美元,对广标进行大规模改造,1999年实现三班年产15.6万辆T3000轿车的综合能力;二是投资0.5亿美元,对广标进行小改造,1997年形成单班1.2万辆可赛轿车的CKD生产线。同时投资5.2亿美元,在开发区建设三班年产11.1万辆能力的新厂。

原机械部陈林回忆说:“当时广州是准备花一定资金购买标致的股份。因为广州标致当时已经是资不抵债,我印象中资产负债率是118%,资不抵债。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再给外方一笔钱,然后让他退出呢?这样对于今后其他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来建厂,办不成功了,我们给收购回来,这是不合适的。所以当时我们提出来,一是清算,走人;如果标致不同意,那只能按破产来处理,最后还是走了清算这条路。实际上是合资不成功的外方如何处置的问题,就是使他们合理合法地退出,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广州应该说很好地处理了标致退出这么一个问题。”
在国家各有关部委的指导下,广州处理了标致退出的问题,那么也使广州本田的发展没有了前面这些合作伙伴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法律纠纷,因此广州轿车项目很好地从广州标致转到广州本田。

尽管如此,真正运作起来并非易事。国家机械部常务副部长邵奇惠认为,广标重组“这是本世纪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次汽车重组”,一点也不过份。当时广州汽车债台高筑,唯一的资源就是“三大三小”定点的“入场券”,最初还不知道国家给不给广州。就算有了这张“入场券”,如何打好这张牌,消化近30亿元的巨额债务,盘活原广州标致资产;如何
“货比三家”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不再重蹈广标覆辙;如何在后来“一个项目两个公司三个伙伴”谈判中协调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不辜负中央厚望,用事实证明“广州人也能搞汽车”。

为了表示自己的热情和诚意,休斯专程从美国赶来陪同高祀仁一行。期间,高祀仁与休斯进行了两次深入会谈,就合作的范围、目标、步骤和资金筹措等原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一定共识。

对于外界所说的法标股份“1法郎”转让,到底如何看待?原国家外经贸部外资司副司长邓湛认为:“国际上不讲零转让,国际上讲的是,如果你真的是资不抵债,你就进入破产程序,由法院去判。破产也就是没有啦,卖东西都不够付债的,你还要什么钱,基本考虑就是这个。”从法律上讲,一个企业资不抵债,就是破产。企业破产后对债权人的债务偿还有个顺序,先交税,再给职工,最后才是银行及其他债权人。但是进入破产程序对谁都不利,法标也不想,大家都不想进入破产程序。

尽管广州缺乏汽车行业国际谈判的经验,但广州吸取了广州标致的教训,“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实现和本田的成功重组。

回国以后,广州与欧宝继续保持密切接触,双方开始就厂址选点进行具体的谈判。

邓湛回忆说,“当时破产法还没颁布,但从法律上讲,他应该这么走,他也拿不了钱。”还有IFC虽然只有4%的股权,但银行组织对他们有压力。邓湛专门和IFC亚洲区的局长谈过广标的事,IFC也想尽快结束,只是不愿意负债,所以IFC对法标也有压力。

张广宁坦言:“当时压力很大,也碰到很多的问题,但就是这种一定要把广州汽车搞上去的信念,我和我的团队克服了一个个的困难”。

高祀仁回忆说,“我们和欧宝谈判的已经很深了,技术谈判已经结束,商务谈判也基本结束。但当时和欧宝在车型选择上,在分期规模的安排上,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1法郎”转让,多少有点出乎法标的预料。于是法标拖了将近半年,到1997年9月18日法方才派人来广州,商讨股权转让合同修改问题。一连五天,仅仅就1法郎转让股权问题,双方展开了拉锯式的会谈。同时,国家计委、机械部、外经贸部多次做工作,提醒法标不要因此而影响自身的利益。广州方面考虑,如果继续僵持着,法标不肯走,新伙伴进不来,损失最大的是广州。为了争取时间,广州方面决定将原来股权转让的款项大约补回50%左右,加到其它款项中去,并向法标强调:这是广州最大的让步,如果还不同意,就坚决破产。法标知道再也无法付价还价了,回国后马上向上级汇报。法标高层权衡利弊,同意了这个方案。

2000年,曾培炎同志来广州,说了一句话:“广州汽车终于让你们做成了”。对外人来说,这似乎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对张广宁来说,能有这么一句话他非常地感动。“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谓事非经过不知难,个中滋味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感受到。

当时,广州与欧宝的关系已经“如胶似漆”了,外界普遍认为,广州基本就是选定欧宝了。欧宝不少人也认为,这个项目应该胜券在握。

经过一番权衡,1997年10月31日,法标高层派人来穗,与广州正式签署了所有合同。与广州合作13年的法国标致,终于体面地退出

首次进京受“冷遇”,张广宁明显的感觉到,北京对广州汽车普遍不看好,不赞成广州再单独搞汽车,广州如何保住“三大三小”的定点,靠什么赢得北京的支持与信任?

没想到,后来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了。对这一次签字,参与谈判、后任广州本田生产部部长的陈建伟有一感性的描述:“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碰杯,没有合影,而在双方内心深处都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三位副总理的批示其实,在张广宁去北京之前,广州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林树森单枪匹马直闯中南海,取得了三位副总理的批示。

⊙谁是最后的赢家

⊙“看来张市长要把老家卖掉了”当时广州成立了几个小组,一方面和法标谈退出,一方面和新伙伴谈合资,并且基本定下来本田,如果标致不退出,广州就不能和本田签约。而法标最后坚持不见钱不签字。

林树森有着很深的汽车情结,上世纪9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熊猫汽车落户惠州时,他作为惠州的副专员力推该项目,后来调任广东省计委主任,又旗帜鲜明提出“把汽车作为广东支柱产业发展”,1996年到广州作代市长,恰好碰到广州标致的重组,他认为广东最有条件搞汽车的地方就是广州,绝对不想广州汽车就此“死火”。

正当广州与欧宝“热恋”时期,韩国现代半路杀出。1996年9月,韩国现代汽车公司海外业务副总裁白孝辉先生来穗,希望参与广州轿车项目合作。

张广宁事后回忆说,“时间非常紧迫,就像打仗一样,连李鹏总理去日本(参加广州本田基础协议的签字仪式)的行程都已经定下来了”。

林树森回忆说,1996年他来广州作代市长,当时广州汽车准备更换合作伙伴,正在和许多国外企业谈,其实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央是否还允许广州再搞汽车。那时候从国家高层领导到国家计委、机械部都认为广州汽车搞不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是真的把广州汽车生产定点取消了,说没有就没有”。

尽管现代实力在“6+3”之下,但作为世界汽车业界的一匹“黑马”,不容小觎。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现代一来也是势在必得,开出了一份足以让广州动心的“礼单”。一下子形势风云突变。

当时张广宁正随高祀仁书记在泰国考察,一边看本田泰国工厂一边和本田谈判。那天晚上,正大集团的老板请广州的代表们吃饭,主人推荐泰国的“金枕头”榴莲,说什么“金枕头,卖田卖屋都要吃”,意思是味道非常好。结果广州市工商银行副行长陈国明打来电话,说因为担保没落实钱到不了。这一来,张广宁不但对“金枕头”没了心情,连饭都顾不上吃,马上与家里联系。

当时广州市一直在与欧宝谈,并且谈得很深入,但国家计委和机械部对此没有任何态度,再谈也没有用。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要使国家计委和机械部真正支持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保住广州汽车制造的“户口”,光靠找相关部门的司局长或者处长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国务院领导的指令。

除了最好的车型、单独承担1亿美元的债务外,最让广州人动心的就是现代希望和广州一起组建研发中心,共同开发新车。对过去饱受法标技术之困的广州,这是多大的诱惑。现代作为全球汽车业的后起之秀,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每年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高达20多亿美元。为了争取更大的机会,现代公司名誉会长、社长还专程来到广州访问,并盛情邀请张广宁等到韩国现代公司进行考察。

按照最后的谈判,广州应支付法标所欠货款3.8亿元。由于市财政没钱,大部分银行都不愿意借,只有广州市工商银行答应借钱,但按照规定借款必须有公司担保。由于多年来广州标致“名声在外”,几个大企业纷纷和政府打起“太极拳”,汽车办派出的代表都被人客气地打发回来,原希望越秀担保,但是最后不成功。没有办法,最后张广宁找到自己的“老家”广州钢铁集团,广钢集团答应担保,张广宁派人去广钢,临走时对方撂下一句话:“看来张市长要把老家卖掉了。”

按照正常的渠道,要想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指令,就必须向国务院上报文件。按照规定,市政府的文件要经过省政府才能送到国务院,国务院受理后,要先征求各个部门的意见,这样下来就得等上一年半载,并且如果按正规渠道去报,这些部门肯定不会同意让广州再搞汽车。在没有得到国务院领导指令之前,国家计委和机械部是不可能有任何行动的,怎么办?

广州不少人开始倾向于现代。

张广宁听后,叫汽车办的代表回一个话:“我就是不当副市长,也要将钱还给广钢”。

林树森打了一个“擦边球”,用广州人的“变通”灵活处理。林树森让市政府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给国务院的,一份给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三位副总理,内容一模一样,只是题头不同而已。林树森那时刚来,当时市政府办公厅的同志都很疑惑,哪有这样发文件的?“我告诉大家,特殊事情要灵活处理,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行,否则你就争取不到时间”。

张广宁专门率团访问现代,现代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愿与广汽集团合作开发各种车型,并答应帮组把广汽集团打造成中国汽车的大集团。现代热情地接待来自广州方面的客人,派出直升飞机,现代集团的会长专门陪同张广宁一行参观了现代的工厂。张广宁看完后,发现现代汽车的质量和欧美还是有一定差距,后来还专门叫广州方面派人到山东一带进行用户调查,也证实了他的判断。

广钢集团的担保,加上工行的大力支持,终于在1997年10月31日晚上如期开出信用证,法国标致最后签字退出。

1996年9月17日上午,林树森带着报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三位副总理的文件上北京,随身就带了秘书常敏一人。林树森回忆,到了北京,吃完中午饭就找到家华同志汇报,用了一个多钟头,向他详细汇报了广州汽车更换合作伙伴的问题。最后家华同志在市政府报上去的文件上作了批示,“从现在情况看,与法标难以合作下去,原则同意广州提出更换合作伙伴的意见,要妥善做好外方的工作,货比三家,选择新伙伴。请岚清、邦国副总理批示”。岚清、邦国副总理后来也在报告上批示,均表示同意。这样,从9月17日到9月18日,仅仅用两天的时间,就拿到了国务院三位领导的指令。如果按照常规的做法,先报省里,再报国务院,再请国家各有关部门提意见,那一年都下不来,而且最后肯定也批不了。

也许,只有笑到最后的笑得最甜。

尽管事隔多年,说到广州市工商银行的副行长陈国明,张广宁还是表示由衷的感谢,让广州汽车重组度过一大难关。

⊙来之不易的“入场券”

就在韩国现代向广州发动猛烈攻势之时,最后一家公司进入了广州的视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最终签署的合作文件规定,法标以“1法国法郎”的价格把其在广标22%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广州方面,广州方面则把广标欠法标的货款还清。同时,广州与中信、巴黎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也逐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广州标致100%的股权都归广州拥有了。而且,广州方面所付出的资金,比实际应付的减少了近2.5亿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拿到三位副总理的批示后,林树森到机械部找了吕福源副部长。看到三位副总理的批示后,吕福源同志也表示同意。事情到了这一步,尽管三位副总理都表示同意启动,机械部也没有意见,但还有关键的国家计委这一关。

1997年1月28日,本田公司向广东省汽车办和广州市汽车办各发来一份传真,“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去”。

以这种方式处理与法标等股东的关系,广州方面所付的代价比预计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成果确实令人欣喜。谈判中有个插曲,当时中方提出“零收购”,法国人说没有“零收购”,必须1法郎转让。“因为我去过几次法国,便回到家里找了五个法郎的硬币,最后用一个精致的东西龛起来,五个股东每人一个,拿回去交差。”刘辉联说。

曾培炎同志当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包括汽车在内,整个机械工业由他主管。培炎同志对这个项目的关心和支持就成为广州到底能不能有新的汽车合资企业的关键。

尽管重组已是迫在眉睫,但广州还是答应了本田的要求,并应本田的要求,3月21日与本田亚洲大洋洲总部部长原田实在香港见面。

尽管标致已经退出,但广州标致给不少人心里蒙下了一层阴影,一些人打着疑问号:广州未来的新伙伴怎么选,会不会搞成第二个广州标致?

1997年4月10日,林树森和张广宁到北京,正式以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和培炎同志汇报,但汇报的结果一时也没有定论,认为广州没有能力搞汽车依然是多数人的观点。

广州方面表示,由于本田来得晚,时间紧急,希望本田就广州提出的15个基本条件进行具体讨论,三天之内做出答复,以便广州在决定新伙伴时进行综合考虑。当时广州不想再拖了,多一天就是120万元的利息。

4月19日,曾培炎到深圳参加一个信息工作会议,借这个机会,林树森想方设法把他请到标致去视察,那次到深圳是和市计委的邬毅敏(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一起去的。也正是在曾培炎实地查看了标致的情况后,广州汽车更换伙伴的问题才正式在国家计委进入程序。

三天,本田最后的机会!

整个进入程序的过程中,培炎同志对这个项目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两条构成了“更换合作伙伴”的最终格局。第一条,当时国家正在考虑组建汽车大集团,由这些大集团到其他地方并购汽车企业,既然广州没有能力搞汽车国务院领导又支持广州搞汽车,那就请二汽、请东风进来,按照组建大集团思路走;第二条,曾培炎极力主张广州与本田合作。曾培炎的松口,让广州终于松了一口气。

三天之后,本田公司发来了书面答复,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的东西。

1997年7月8日,时任市委书记的高祀仁亲自带队到北京,向曾培炎、吕福源等国家计委、机械部的领导汇报广州轿车项目更换合作伙伴的情况,要求国家大力支持广州。

看来,本田有备而来。

尽管如此,广州汽车也不是万事大吉,当时还有许多人对广州汽车抱怀疑态度,万一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使广州汽车功亏一篑,因为当时对广州汽车来说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一场残酷的较量真正开始了,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1998年3月,张广宁再上北京,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马上就要召开,《广州轿车项目更换合作伙伴的实施方案》国家计委还未批下来。情况十万火急,因为1998年恰好换届之年,原来的领导人都有可能变动,按照规定,国家计委批了以后还要三位副总理批,如果项目批不下来,可能一切得从头开始,还不知新的领导是否支持。

“货比三家”,最后竞争的法则。

批不下来怎么办,张广宁想起来都后怕,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尽快让国家计委批复广州方案。

张广宁深知竞争的残酷,一段往事再次勾起他的回忆:

张广宁拿着方案,直接到国家计委找曾培炎副主任,当时国家外经贸部、机械部都已加了意见,就等国家计委的最后批复。到了国家计委,秘书告知曾主任在开会,并且会后不回办公室,直接要到另一个地方接着开会。于是张广宁就站在会场的门外等,一直等到曾培炎开完会出来。曾培炎一出来,张广宁就马上堵了上去,尽管曾培炎觉得有点突然,但还是理解。于是张广宁赶紧汇报,时间只有从会议室到上汽车的这一段,曾培炎边走边看材料,张广宁则边走边汇报。曾培炎看完后说:“其他部门都给了意见了?”
张广宁回答:“机械部也签了,最后就等您了。”最后培炎同志思考了一下,拿出笔就签了。

还在广钢的时候,当时广钢下属的珠江钢厂要引进一条薄板钢的连铸连扎生产线,国内还有邯钢、包钢都要引进,国家要求三条线“捆绑”谈判。谈判对象是德国的两家公司,一个“德马克”,德国大公司,一个“西马克”,相对来讲小一点,到底选谁。张广宁作为主谈,最后选了“西马克”,一拍板三条线就落户西马克。当场西马克的人就狠喝茅台庆祝,德马克的人马上就哭了,回去给人炒鱿鱼,张广宁深知谈判的艰辛。张广宁压力也很大,一签字就是上百亿元的订单,非常慎重,当时张广宁用的就是“货比三家”。事后有人告知,谈判现场当时都被国家安全部门监控了,生怕中方的谈判人员被对方收买。

时间是1998年的3月5日!

“货比三家”,广州汽车怎么比?

拿着这份文件,张广宁百感交集,一年多的风风雨雨、一年多的委屈与不解、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广州轿车重组终于迈出一大步,获得了国家主管部门的最终认可,广州轿车抓住了最后的一线机遇,保住了三大三小的“户口”,广州汽车翻开新的一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张广宁从广州标致失败的原因入手,一条条分析,一条条列出,总共29条。从车型到股比,从公司管理架构到合资公司“话语权”,从技术引进到提成费用,从产业配套到零部件国产化,从派出人员工资到合资公司的员工培训,包括近30亿元债务的解决方案以及未来公司的发展模式等,结合国内合资企业的案例和引进伙伴的全球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全面的比较。

“货比三家”,不能重蹈广标覆撤;“货比三家”,一定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最适合广州的新伙伴。广州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广州提出的要求近乎完美,所以谈判非常艰难,但广州不得不这样做,广州输不起了,谈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有了这么一个思路,广州就开始一项项列表比较。

首先被淘汰出局的是韩国现代公司。除了商务条件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现代汽车的竞争能力,尽管现代轿车外观好看,生产成本也具有竞争力,但与国际上著名的老牌汽车公司相比,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加上当时韩国对企业海外资产的监管很严,担心支付有困难,广州方面只好忍痛割爱了。

1997年11月中旬,张广宁接见了现代驻中国首席代表宋勋千。张广宁说:“货比三家,欧宝、现代、本田,20多项指标比较,打分结果,现代稍差,而且经过市场调查,你们的条件也差一些。因此,你们得不到这个项目。希望转告你们会长,感谢他的积极支持。现代还可以在其他方面与广州合作,比如大客车项目.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讨论。”

宋勋千说:“感谢市长通报结果给我们,也感谢市长关于大客车合作的意向。总部对大客车也是感兴趣的,希望在广州搞合作。不知欧宝、本田是哪一家?”

张广宁回答:“未定,他们两家都签了一个基础协议,还要比较。”并顺便问了一句:“你认为欧宝、本田哪一家好?”

宋勋千很诚恳地说:“大宇是20年前引进的欧宝技术,三年前欧宝抽走了。当时欧宝技术支持不够,欧宝是通用的子公司,一个国家的大项目(指上海通用和广州欧宝)都给通用不好。日本人,在技术上传授会好一些,都是东方文化。本田技术较高,本田对中国市场投入很大,在美国也搞得不错。很痛苦,要我来讲这些话。”

“合作未成,友谊常在!”张广宁与宋勋千握手话别。

剩下欧宝、本田,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1997年11月,广州与本田的谈判接近尾声。

1997年11月,张广宁在广州会见通用副总裁休斯。张广宁说:“我多次讲过,一定要货比三家。广州项目很特殊,全市、全省、全国、世界汽车业都关注。北京主持汽车项目的部门也要求货比三家。5月10日的协议条款还不够竞争力。你们还有什么新想法?”次日,欧宝向广州提交了新的合作条件,把总出资额提高到1.7亿美元,用于购买广标50%的股权、重组债务和安置广标人员。广州方面表示,1.7亿美元的出资还不够,希望他们拿出更好的条件和新车型后再次会谈,以便形成货比三家的最后依据。但后来欧宝公司向广州表示,“修正方案”已是最后的条件,他们的“子弹”已经不多了。

既然欧宝没有新的条件提出来,广州只能在现有条件基础上,重新研究,将欧宝、本田的各项条件归纳为20个最关键的因素,再次列表比较。其结果是:本田比欧宝好的有9条,欧宝比本田好的有4条,两家大体相同的有7条。结果,本田的条件优于欧宝。

胡象生回忆说,他当时负责具体“货比三家”的具体条件的编写与比较,至今他还保留着当时比较的原始记录,确实本田的条件好过欧宝。

最后广州终于决定:选择本田公司作为广州轿车项目的新合作伙伴!

1997年11月13日,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见证下,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和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终于在日本东京签署了三方合作开展广州汽车项目的“基础协议”。广州市副市长张广宁、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社长长川本信彦在“基础协议”上郑重签字。⊙“我来当这个恶人吧”

有一件事让张广宁很为难。

刚开始,对于三家公司,市委书记高祀仁和市长林树森意见完全不一样。书记高祀仁倾向于欧宝,毕竟谈了这么久,也很深入了,欧宝条件也不错;市长林树森则倾向于本田,说本田车好。

张广宁这个副市长被夹在中间,这个事又是他在干,确实很为难。其实在“货比三家”之初,广州曾选择过一次欧宝,还报到了北京,最后国家没有批准,要求广州方面再行比较,张广宁深知其中的复杂性。

那就边干边说,拿出事实依据来再和市长书记谈。“货比三家”一比较,确实本田条件比欧宝好。怎么说通高祀仁书记,林树森记得很清楚:“1997年4月9日,高书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我和广宁、房有同志专门到中央党校向高书记汇报按照‘货比三家’的原则跟各个企业谈判的情况。实际上当时跟欧宝的谈判也不是很顺利,他们提出的很多条件也是很苛刻的。在高书记的房间里,我再次提出能不能再找本田谈一谈。这次高书记同意了,这样,与本田的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高祀仁很开明,尊重林树森、张广宁他们提出的意见,让他们按照中央要求,实行“货比三家”,选择一个商务条件最好、最适合广州的新伙伴。但从感情来说,到时怎么向欧宝交待,他确实内心有点痛苦。毕竟,欧宝为了广州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专门成立一个谈判班子,在广州一呆就是一年多。

张广宁对此很理解,在美国考察时,通用的一把手曾设宴接待过他,并且贵为上宾,让他觉得很感动。没办法,最后他对高祀仁说:“万一欧宝被淘汰,我来当这个人恶人吧,我去和他们说。”

竞争就是如此残酷。

最终欧宝出局。张广宁为了让对方面子上好受点,专门在广东迎宾馆见面,一来正式通报谈判结果,二来表示感谢。当时见面通知了不少人,最后广州方面只有张广宁和张房有两个人,其他人都说有事来不了,“溜”了,没敢来,怕面子上不好受。

尽管当时欧宝的代表很难受,对广州提了很多意见,话说得很难听,脸色也难看。临走时扔下一句:“以后市场上见!”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表示理解,确实欧宝的条件不如本田,欧宝专门给张广宁写来一封信,希望广州新的合作项目能够成功。

⊙为什么是本田?

本田入围,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其实了解背景的人很清楚,选择本田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后来实践也证明,本田是一个不错的伙伴。

首先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广州汽车重组前夕,中国基本上外资伙伴都是欧美系的,这样不利于竞争,也容易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时,大众联手上海、一汽构建南北基地,垄断了中国轿车十年时间,一个上海大众的桑塔纳独行中国十年,1984年到1994年桑塔纳占了中国轿车市场60%—70%的份额;二汽联手雪铁龙,成立神龙富康;北京和吉普合资,吉普后来并入戴姆勒—克莱斯勒。举目一看,都是欧美车系,唯一的例外只有天津的大发,却进不了主流。加上1997年上海新的合资伙伴又是通用。广州再选伙伴,能否走出一条新路来?

广东还有一个担心,曾参与广州汽车重组的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谈到:“通用已和上汽合作,也就是它主要的基地在北方,真的让它进来以后,把项目拖住不跟你谈就很麻烦了。”所以李妙娟也极力反对广州跟德国欧宝合作。从国家层面考虑,也不希望通用占据“一大一小”两个名额。

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东风本田的惠州项目。1991年,东风和本田合作,在惠州成立零部件公司,准备时机成熟再搞整车。当时的设想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实施三步走,从零部件、发动机再到整车。广州汽车重组前,东风本田发动机项目已经在国家计委立项,就差可行性报告批准。由于中央对汽车布点的控制,这个项目也一直“凉”在那儿。既然广州标致不行了,广州汽车重组,能否把广州、惠州两个项目结合起来,一并解决,这也是当时国家计委的一个基本思路。所以,本田借“东风”一块来到广州。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本田自身的竞争力。许多人对本田非常看好,林树森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林树森事后回忆说:“我始终认为要想尽快把这件事情做成功,非得找日系车合作不可。”他的道理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日本车在中国畅通无阻,只要广州能生产出与日本进口车质量一样的车,就不怕卖不出去。日本车有什么好处?舒适、省油、十多万公里之内几乎没有什么毛病,国内的人对此都很认可。“在选择合作伙伴的决策中,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开出的条件是最有诱惑力的,但现代生产出来的汽车好不好卖,心里总没有底。现在广州发展汽车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选不好合作伙伴,就有可能断送广州汽车工业的前途”。选择本田,广州还可以钻一个空档。当时国内高、低档车都有了,上海桑塔纳发动机排量是1
.6一1.8升,一汽捷达是1.6升,神龙富康是1.4一1.6升,天津夏利是1
.0一1.3升,重庆奥托是0.8一1.3升,都是低档性质的车种。高档车也不缺了,一汽奥迪和红旗是2
.2一2.5升,上海别克是2.5一3.0升。就差一个2.0左右的车型,本田雅阁正好。

广州本田初期生产的2.3升ACCORD轿车,还有很大的空间,往下可延到2.2、2.0、1.8升,往上可扩展至3.0升,正是国内各种车型的空档,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加上其性能和配置的精良,市场前景普遍看好。

选择本田,看来可谓众望所归。

“货比三家”,最后本田胜出。似乎一切尘埃落定,但一切还刚刚开始。见证者说

广州汽车之路 ——原广州市委书记、现贵州省省长林树森访谈

我个人坚信,广州是广东最有条件搞汽车的地方

记者:您作为当年广州轿车项目更换合作伙伴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当时您对广州汽车工业发展前途是怎样考虑的?

林:广州市的汽车工业发展,应该放在广东省这个大环境中来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广东省要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根据小平同志的这一指示,广东省提出要在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广东省政府专门编了一本书,研究广东省到2010年的发展问题,在这本书编辑的后期,我调到省政府,也参与了编辑工作,正式出书是我当省计委主任之后,这本书就认为广东省应该、也可以发展汽车工业。广州作为省会,发展汽车产业应当更有条件。

我个人十分坚信,汽车工业广东应该搞,而广州又是广东最有条件搞汽车的地方。一是广州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制造业方兴未艾,物流条件也好,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二是广州靠近消费市场,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全国,汽车卖得最多的还是珠江三角洲。三是广州装备工业比较完整,基础好。四是广州比较适宜居住和发展创业,就是说大家愿意到广州来,愿意在广州安居。

实际上广州市始终非常重视汽车工业的发展,在我到广州工作之前,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了汽车工业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高祀仁同志担任组长。如何加快广州汽车工业发展,当时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在做,一是先千方百计搞好标致,在这方面伍亮同志是非常积极的。伍亮非常关心标致的发展,他始终强调要扩大标致的生产规模,这样的话就能够摆脱困境,而扩大规模的办法就是引进新的车型。另外一方面工作是高书记带着一班人一直在跟通用公司谈,希望把通用在德国的企业欧宝引到广州来。与通用的谈判已经很深入了,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然而国家计委和机械部对汽车项目的控制始终非常严格,没有人敢说通用欧宝可以到广州来合作。

实际上当时北京有关部委领导对广州发展汽车已经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了,甚至广州标致作为政府的一个包袱在国家高层领导里已经“深入人心”。要加快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在标致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新车型,挖掘潜力扩大规模已经不可能了;在国家对汽车项目控制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另起炉灶也是不现实的。标致是国家确定的“三大三小”汽车生产项目之一,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加快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必须利用“三大三小”这个定点,与国外知名企业、名牌企业合作,这就是我当时对广州汽车工业发展前途的考虑。

小标题)广州汽车发展的九大关键问题
记者:在争取省和中央支持的过程中,您是怎样亲力亲为的,遇到过哪些困难?

林:从1996年我到广州工作,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走过了十年,大家总觉得这十年走得很顺利,得心应手,很多问题广州想怎么解决就能怎么解决。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具体办事的同志根本不相信广州能搞汽车,后来态度改变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的上层领导对广州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广州走对了路,工作干得比较好,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慢慢地广州能搞汽车的概念也就建立起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作为广州市的主要领导,很多工作如果不亲力亲为,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一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一些关键的决策性问题,逐个去找有关方面联络,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从大到小排个队,大概有以下九个。

争取保留广州汽车制造厂的户口——否则广州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搞下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对汽车生产管理非常严格,谁也插不进去。那时候从国家高层领导到国家计委、机械部都认为广州汽车搞不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是真的把广州汽车生产定点取消了,说没有就没有。当时广州市一直在与欧宝谈,并且谈得很深入,但国家计委和机械部对此没有任何态度,你再谈也没有用。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要使国家计委和机械部真正支持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保住广州汽车制造厂的户口,光靠找相关部门的司局长或者处长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国务院领导的指令。

要想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指令,就必须向国务院上报文件。按照规定,市政府的文件要经过省政府才能送到国务院,国务院受理后,要先征求各个部门的意见,这样下来就得等上一年半年,并且如果按正规渠道去报,这些部门肯定不会同意让你再搞汽车。在没有得到国务院领导指令之前,国家计委和机械部是不可能有任何行动的。怎么办?我让市政府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给国务院的,一份给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三位副总理,内容一模一样,只是题头不同而已。当时我刚到市政府不久,政府办公厅的同志都很疑惑,哪有这样发文件的?我告诉大家,特殊事情要灵活处理,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行,否则你就争取不到时间。

1996年9月17日上午,我带着报家华、岚清、邦国三位副总理的文件上北京,找到家华同志汇报,用了一个多钟头,向他详细汇报了广州汽车更换合作伙伴的问题。最后家华同志在市政府报上去的文件上作了批示,“从现在情况看,与法标难以合作下去,原则同意广州提出更换合作伙伴的意见,要妥善做好外方的工作,货比三家,选择新伙伴。请岚清、邦国副总理批示”。岚清、邦国副总理后来也在报告上批示,均表示同意。这样,从9月17日到9月18日,仅仅用两天的时间,就拿到了国务院三位领导的指令。如果按照常规的做法,先报省里,再报国务院,再请国家各有关部门提意见,那一年都下不来,而且最后肯定也批不了。

尽管三位副总理都表示同意启动,机械部也没有意见,但还有关键的国家计委这一关。曾培炎同志当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包括汽车在内,整个机械工业由他主管。培炎同志对这个项目的关心和支持就成为广州到底能不能有新的汽车合资企业的关键。

1997年4月10日,我和张广宁同志到北京正式以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和培炎同志汇报,但汇报的结果一时也没有定论,认为广州没有能力搞汽车依然是多数人的观点。4月19日,曾培炎同志到深圳参加一个会议,借这个机会,我想方设法把他请到标致去视察。也正是在培炎同志实地查看了标致的情况后,广州汽车换伙伴的问题在国家计委才正式进入程序。整个进入程序的过程中,培炎同志对这个项目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两条构成了“更换合作伙伴”的最终格局。第一条,当时国家正在考虑组建汽车大集团,由这些大集团到其他地方并购汽车企业,既然广州没有能力搞汽车国务院领导又支持广州搞汽车,那就请二汽、请东风进来,按照组建大集团思路走。第二条,培炎同志极力主张广州与本田合作。

根据培炎同志的意见,最后由东风和本田共同重组标致。回忆整个过程,那时候如果不是国务院和国家部委的领导这样支持广州,广州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搞下去。

采用欧美系列的车型还是日系车型——选不好合作伙伴,就有可能断送广州汽车工业的前途

根据家华同志作出的要“货比三家,选择新伙伴”的批示,国家计委受理这件事后,张广宁、张房有等同志就开始积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到底谈过多少家,我没有过问。我始终认为要想尽快把这件事情做成功,非得找日系车合作不可。道理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日本车在中国畅通无阻,只要在广州能生产出与日本进口车质量一样的车,就不怕卖不出去。日本车有什么好处?舒适、省油、十多万公里之内几乎没有什么小毛病,国内的人对此都很认可。现在广州发展汽车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选不好合作伙伴,就有可能断送广州汽车工业的前途。

我刚到广州工作时,高祀仁书记跟有关部门的同志已做了很多比选,广州的整个思路是想与欧宝合作,而且与通用公司已经谈得很深了,基本上到了只要国家允许就能确定合作关系的程度。1997年初,大概在春节以前,高书记召开汽车工业领导小组会议,就是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提出能不能考虑与本田合作,因为我在担任省计委主任的时候曾经跟本田有过不少接触。但尽管那时我的身份已是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是没有一个人附和我的观点。那一年4月9日,高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我和广宁、房有同志专门到中央党校向高书记汇报按照“货比三家”的原则跟各个企业谈判的情况。实际上当时跟欧宝的谈判也不是很顺利,他们提出的很多条件也是很苛刻的。在高书记的房间里,我再次提出能不能再找本田谈一谈。这次高书记同意了,这样,与本田的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与本田合作是一个重大决策,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难在哪里?实际上本田是很想进入中国市场的,他已经研究透了我国的政策,知道中国的汽车产业实施的是大集团战略,所以他一直拉着东风,从汽车零件到发动机,都跟东风合作,他知道跟东风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够搞整车。现在机会来了,我们让他进来搞整车,但是标致亏损的17个亿中,50%对50%,要让本田拿8亿多,这么大一个跨国企业,到广州来还没看到车就要垫付8亿多的亏损,这在面子上过不去,会让人家笑话。后来我见了本田的人两次。有一次我同广宁商量,我先做做他们的工作,然后你再和他们去谈。那一次本田的宗国旨英一行来到广州已经是下班了,在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希望他们看长远不要看眼前,看大不要看小。我说,如果你对自己的车有信心,在广州生产要不了两三年你就能把这8个亿拿回去。现在谁都拿不到整车牌照,而我们能够给你提供这么一个生产整车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干呢?这次谈话对宗国很有触动,但跟日本人谈判始终很艰难,所以应该说广宁同志他们在这当中做了很多工作。对与本田的谈判起促进作用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李赐勋,是省机械厅的副厅长。李赐勋在机械厅分管汽车,与本田有一定的交情,大家互相了解,所以他也帮助做了一些本田的工作。后来他还加入了汽车工业领导小组。

当然,我们当时也很清楚,与日系汽车合作,首选应该是丰田。我自己没有跟丰田接触过,但广宁和房有他们告诉我,找过几次丰田,丰田不干。在他们的眼里,广州就是做生意、就是卖汽车的,就是搞售后服务的,就是不能制造汽车。

总结起来,当时之所以选择日系汽车而不用欧美汽车,整个决策思维就是因为日本汽车已经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了一定规模,已经得到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广州如果能够批量生产日系汽车的整车,就可以带动零部件发展,就能够提高整个汽车产业的水平。而当时标致就是因为生产规模很小,零部件才没有发展起来。

汽车零部件国产化问题——打中华牌,不打广州牌

汽车零部件能不能在合理的半径之内国产化,是一个地方的汽车产业水平能不能提升、有没有竞争力的关键。所以,鎔基总理才提醒我们,要当心本田也只是卖零件给广州,这说明发展汽车工业光靠零部件组装是不行的。而发展汽车零部件是靠广州原有的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从外面引进新的、高水平的零部件生产企业,这又是一个关键问题。

当时本田整车合作项目签约一成功,标致原来的那批零部件生产企业就觉得他们的春天到了,轮到他们了。但我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谁都不要讲我一定要靠你,谁行我就用谁。我们想一想,如果广汽去投资这些零件,而这些零件不合格或者不是国内一流的,但因零件厂是自己的,还是下命令把他装上去,到最后肯定要把事情搞砸。总的来讲,发展零部件的策略也是我们在整个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很成功的一招,对于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来讲,就是打中华牌,不打广州牌。

我们的整车厂已经建立起来,如果能实现批量生产,高标准的汽车零部件厂自然而然就会进来。道理也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把日本的零部件厂引进广州。对于为日本三大汽车厂供货的汽车零部件厂,我们一家一家地找上门去,邀请他们到广州来考察、来投资。

零部件只有在国内生产,才能够提高整个汽车制造业的水平,对此,我们是一开始就认准了的,不是后来才摸索出来的。但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对在中国生产零部件没有信心。与本田签约是1997年11月份的事,当时李鹏总理访问日本,这次签约是配合李鹏总理访日的一项活动。签约后,有一天中午,我们与本田方面的人共进午餐,席间,本田方面有一位叫笠井的主管技术的专务(这个人现在已经退休了)与我发生了争论。我告诉他这次签约只是双方合作的第一步,双方的合作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本田的零部件能不能拿到中国、拿到广州去生产。汽车将来是要降价的,如果不在广州生产零部件,不进行零部件国产化,你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但是笠井觉得在中国生产汽车零部件是不可能的,因为质量没有保证。我尖锐地指出,如果你认为不可能,那双方的合作就不会有好的前景。

这些年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如果没有零部件的国产化,广州汽车工业就没有坚实的基础,也就达不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

另外,通过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还可以带动很多下游产业的发展。比如,与日本的JFE联合搞镀锌板,就是因为丰田整车进来以后才取得成功的。这方面广州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比如轮胎,你们说广州今年的汽车产量能够达到80多万辆,80万辆汽车就需要400万条轮胎。如果把日本为汽车生产企业供应轮胎的企业找过来,在广州搞一个轮胎厂,就能够省很大一笔运费。100万辆汽车就是500万条轮胎,200万辆汽车就是1000万条轮胎,你这个企业光供应广州就不得了,就能成为一个很大的企业。

是一个企业还是多个企业的集群——通过竞争促进广州汽车产业的壮大

标致不行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有一个本田就不简单了,本田当时一出车就好卖,并且也赚钱,大家都觉得欢欣鼓舞。那时候在很多场合我都强调,广州不能只有一个汽车制造企业,如果要使广州的汽车产业形成气候,就要扎堆,要有一个企业集群。

十年来,第一个加入广州汽车企业集群的是风神。东风公司很想在深圳或者惠州搞一个汽车企业,这就是风神。风神实际上已经在深圳注册了,只有销售服务而不是汽车生产。风神最后在广州注册,利用京安云豹厂房生产蓝鸟。但那时候风神和京安云豹是分开的,还没有实现重组。

当时一些人对风神进入广州有争议,广州已经有一个本田了,风神进来会不会影响本田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大家实际上很简单,风神不在广州搞,可以在其他地方搞,如果在其他地方搞,对广州的影响更大。如果风神和本田同时都在广州,双方当然有竞争,但这种竞争是相互促进的,通过竞争还能够促进广州汽车产业的壮大。而如果他到深圳去注册,那恐怕真的对广州不利了。所以我上上下下都做工作,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做通了。最后广州全力以赴支持风神在花都落户,成为第一个加入广州汽车企业集群的企业。

第二个进来的是五十铃。五十铃不是轿车牌照,是大巴牌照。当时,广州与本田合作成功了,广州的一些同志与国家计委的同志关系处得很好,他们觉得应该再支持一下广州,就给了广州一个生产大巴的牌照。当时我们都很高兴。我认为,大巴还是欧洲的好,所以我对广宁、房有他们讲,要尽量找一个欧洲的大巴车厂到广州来投资,但后来怎么找也没有找到,最终与五十铃签了。

第三个是本田。这是个全出口的企业,厂址在出口加工区内。这个项目因为“非典”推迟了挂牌时间,直到2003年5月29日才挂牌,我在挂牌仪式上讲,“这是个非常振奋人心的项目”。为什么这样讲?在中国生产整车,轿车较大批量出口,这还是第一次,其他企业都是零零散散的。本田在中国汽车工业史上还有一个突破,就是突破了整车合资中外各占50%的股比。

第四个是韩国现代。韩国现代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动,现代和北京合作搞轿车,他认为可以把货车放在广州,这也是取决于广州的投资环境和汽车工业发展已呈现良好势头的缘故。

是做国外品牌还是做民族品牌——关键是一个产业水平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在中国还有很多争议。那么广州是怎么看这个事、怎么决策、怎么实践的?

前面提到,广州发展汽车工业的整体思路是,先搞整车装配,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再推进零部件国产化,实现零部件国产化之后才能够提高整个产业水平。事实上,广东人本来最拿手的就是从后工序做起,广东的家电产业就是这样。说到底,汽车工业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先从后工序做起,但前工序也要做,不然就没前途。所以如果我们天天在吵,一开始到底是做民族品牌还是做国外品牌,而不去考虑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产业基础就培育不起来,产业的发展就很困难。

我们自己的很多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电视机,原来大家天天都在批判重复引进,但现在中国变成了电视机的出口大国;摩托车原来跟汽车是纳入同样管理的,都得要项目审批定点,产品都要进目录。但摩托车现在全部放开了,摩托车零部件发展起来以后,乡镇企业都可以装摩托车。如果汽车零部件能够做到像现在摩托车零部件一样的水平,那么将来肯定会有很多人在广州装国产汽车。关键是一个产业水平的问题,而不是国外品牌还是民族品牌的问题。

总的来讲,民族品牌是要搞的,但不能搞得太急、搞得太早、搞得太快,等到整个产业基础的羽毛丰满以后,民族品牌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到那时候让意大利人给你设计车,你自己来装都有条件。广州能搞到今天将近100万辆的规模,我们始终遵循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就是先引进整车项目,再引进零部件生产企业,把零部件生产搞起来,产业水平就能提高,民族品牌也就出来了。

技术、资金和人才——“瓶颈”的突破

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技术主要还是依靠外方。即便发展到了今天,我们自己的整个汽车工业系统技术力量还是不行,在一段时期内,还得让外商在这里发展,利用他们的技术。

人才需要一步一步地适应。事实上这几年广州也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比如华南理工大学,已经在花都组建了一个汽车学院。总的来讲,现在解决人才问题,关键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招聘,只要广州的环境好,就会有人来。

资金现在看起来不是问题,但刚开始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本田的股本金是靠卖北环高速公路得来的。谁都知道,北环高速公路是一个印钞机。所以北环高速公路的总经理在背后不知有多大的意见。那个时候广州什么钱都没有,不卖北环卖什么有人要呢?我能靠什么筹钱来作为本田的股本金?但是,这笔钱投进去以后,就能够逐步实现良性循环,本田发展起来了,广汽才能有钱,财政也才逐步好起来。原来广州借钱都借不到,但前几年每年财政光结转资金就有100多个亿,搞十个本田也有资金。

讲这些事情,目的也是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广州刚开始搞汽车的时候,一些人包括一部分领导和一些经济学家,在很多场合都在讲,广州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搞不了汽车。这种思想曾经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广州的汽车工业发展到今天,是对这些人最好的回应。

正确的舆论导向

首先,对上的汇报说服工作是很艰难的。标致是国家定点的“三大三小”之一,人家都搞上去了,就你把他搞砸了,你让人家怎么相信你广州能够搞汽车?所以要说服上级领导和上级部门,第一位的是自己要做出成绩来。本田进来以后,具体的重组、裁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我都没有太多过问,但怎么让本田成为一个样板,我是花了很多苦心的。

在广州内部,当时还有一些专家和媒体认为广州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人才,搞不了汽车,甚至在本田投产以后,广州市还有某个在位的领导对着传媒说,广州没技术、没人才,不能把汽车作为支柱产业。1998年人代会换届选举,有一位不在位的领导带头对广州发展汽车工业提出质疑。结果部分人大代表联名要求对政府质询,开了一个质询大会。当时是广宁分管这方面的工作,照理应该由他接受质询,但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影响,结果是我和他一起在主席台上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并且我讲得比较多,把广州为什么要搞汽车、广州为什么能搞汽车向代表解释清楚了,才算平息了这件事。

对于广州发展汽车工业,行业之间也互相看不起。本田投产以后不久,国内一个特大城市的主流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文章的内容就是认为广州本田搞不起来,甚至有人在私下里讲,广州没有条件搞汽车,广州本田是用铁锤敲出来的。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整个决策过程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哪怕稍微有一步走错了,都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所以,怎样正确对待舆论,把舆论的压力变成前进的动力,这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工作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谈判的时候,原则性的问题需要讨价还价;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可以灵活处理

在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方面体现了我们工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如何对待东风。在国家坚持汽车工业大集团战略的背景下,为了保住广州汽车生产的户口,我们只能让东风进来,但实际上我们很多同志是不愿意东风进来的,这就有个灵活处理的问题。谈判的过程十分艰难。最后谈下来的结果是东风先和本田搞发动机,然后再把发动机和整车整合在一起。如果当时不灵活处理,走出这第一步,后面的事情就很困难。

第二,如何对待与外资合作过程中具体的利益得失。而在与外资合作的过程中,应该把本地的汽车产业能否做大作为基本原则来考虑,决不能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必要的时候甚至还要适当让利,让对方得到好处,慢慢发展起来。我刚才讲,在合作的过程中,很多事我都没有过问,包括裁员问题、培训问题,甚至很多谈判我都没有管,但有些很小的事情我倒是管了。比如丰田当时反映,广州的一个企业给丰田供气,价格贵得不得了。按理说这本来是企业之间的事,你管他干什么?但这事我管了。因为虽然一点蒸汽对丰田来说没有多少钱,也不影响他的成本,但蒸汽的价格高得离谱,没有一个企业是这么贵的,这就让人家感觉忿忿不平,给人家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第三,生产规模问题。原来搞标致的时候,我们天天都在想着产量要达到15万辆、20万辆、30万辆,结果目标定得越高越做不到。事实上本田两万辆起步,合作批文也就是5万辆的规模,但现在已经在搞第二个24万辆的厂了,总产量已经达到48万辆。所以,不能一开始就天天想着要做多大、要这么大的量才能够发展,应该灵活处理,一步一步地来。

第四,与外商合作,该照顾的要照顾,该坚持的要坚持。刚才讲到,在与外商合作的过程中,决不能斤斤计较,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必须坚持原则。比如,当时广州本田比选汽车尾部的标志,广宁同志拿了很多标志让我定一个,我定的是现在这个标志,“广州”两个字大,“Honda”这几个字小。日本人拿回去做这个铭牌时,把“广州”和“Honda”每个字的高度都拉平了,第一批汽车做出来以后,“广州Honda”联在一起,每个字都是一样大小,不但不美观,而且谁也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改,他们说已经批量生产出来了,不肯改。后来我就让广宁告诉他们,大家的股本不是50%对50%吗,那“广州”这两个字的面积就要跟“Honda”的面积相等,必须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做。按照这条原则,他们只能又重新用上了现在这个铭牌。

第五,政府既要帮助企业又不能干预企业。对培育本田这个样板企业,我们一直有两条原则卡得很紧。一是当时本田车卖得很好,但即便是政府的一些关系户来买车,我们在价格上也坚持一分不少,不干预企业的定价。二是对本田的专卖店,当时也是很热门的事情,我们严格要求领导干部不准干预他们的经营管理,完全由企业自己来做。

第六,我们为企业所做的都比谈判时所承诺的要好。对于这几个整车厂,在谈判的时候,有很多原则性的问题需要讨价还价。但达成协议以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可以灵活处理,可以做得更好,这也是外商在广州能够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体现广州的人文关怀——企业搞得好不好对他只是间接的关系,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能不能解决好,跟他本人是最直接的关系

在与日本这几个汽车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就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来对待到广州工作的外籍员工。道理很简单,这个企业将来搞得好不好是企业的事,但谁派驻在这里,他在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能不能解决好,跟他本人是最直接的关系,这个企业搞得好不好对他只是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人心情愉不愉快,能不能把潜能发挥出来,或者他如何向总部汇报这个地方的情况,这些对企业的发展都十分关键。

所以对于一开始进入广州的本田员工,不仅是汽车办关心,市委、市政府,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问题。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本田投产后的第一年,就是1998年底、1999年春节前,门胁要回日本过春节,我还专门请他吃了一顿饭。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丰田也好,日产也好,本田也好,我们都通过吃饭等形式,加强同他们高层管理人员的联系,大家互相来往一下,互相通气、互相鼓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我到贵州工作后,丰田的副社长还专门带了一帮人坐专机到贵州来看我。如果不能从人文上、从感情上,对外商给予一定的关怀,那么,这些外籍员工在这个地方肯定就干不好,你的产业也就发展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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